建立生物安全制度化對策 立法進程加快建立生物安全制度化對策 《生物安全法》立法進程加快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強調，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盡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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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3月2日10時，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舉行新聞發布會。國防部新聞局局長、新聞發言人吳謙在發布會上指出，加強國家生物安全是各國的普遍做法，國際上對生物安全問題向來十分重視。他表示，這次疫情的發生，更加凸顯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中國將盡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去年10月，《生物安全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首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草案共計七章75條，聚焦生物安全領域主要問題，重點保護我國生物資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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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和保障生物技術發展，防範和禁止利用生物及生物技術侵害國家安全。針對前一時期發生的生物技術謬用等行為和事件，我國法律缺乏相應處罰規定的問題，草案明確了相應的責任及處罰，填補了法律空白。 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有關負責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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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生物安全面臨新形勢、新問題和新任務，制定一部具有基礎性、系統性、綜合性和統領性的《生物安全法》十分必要。 現有相關法律法規實施效能不高 生物安全是指與生物有關的因子對國家社會、經濟、公共健康與生態環境所產生的危害或潛在風險，是國家和民族安全的重要內容。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研究員說，國際社會非常重視生物安全的保護，我國也是《生物多樣性公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締約國，有必要按照自己的立法程序，將其規定和要求轉化為國內法律法規，更好地行使國際法律權利，履行國際法律義務。 在國際上，聯合國通過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等國際公約，我國已經批準這些公約並做出了承諾。 常紀文說，我國還制定了一批與生物安全有關的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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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食品安全法》《種子法》《傳染病防治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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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部門制定了一些專門的部門規章和標準，如《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法》等。但總的來看，這些法律法規相互之間有機協調不夠，實施起來難免出現立法空白、立法衝突、體制不銜接和法律實施效能不高等問題，有必要制定一部對我國生物安全保護做出系統性體制安排、系統性制度構建和系統性機制創新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草案即將進入二審，二審若能如期通過，將從法律層面向國際社會宣告表明我國生物安全保護的立場和態度，展示我國保護生物安全的制度化對策和負責任舉措。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于文軒教授表示，現代生物技術具有雙刃劍特征，其蓬勃發展和廣泛應用一方面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惠益，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日益嚴峻的生物安全問題。我國目前雖然尚未出台綜合性的《生物安全法》，但是對綜合性的生物安全立法研究工作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經過20多年的努力，立法進程目前已進入快車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更凸顯了保障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出台綜合性的《生物安全法》，已成為迫切之需。 需處理好與專門法律立法關系 常紀文說，在《生物安全法》主要內容的規範方面，需結合我國以前遇到的現實問題，針對性地解決生物安全保護的主要問題和主要矛盾。 根據草案，規範和調整的範圍包括八大類：一是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二是研究、開發、應用生物技術；三是保障實驗室生物安全；四是保障我國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的安全；五是防範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六是應對微生物耐藥；七是防範生物恐怖襲擊；八是防禦生物武器威脅。 常紀文說，《生物安全法》需要規範和調整的內容範圍太廣、內容太龐雜，難以做出全面、系統、細致的規定。因此，要處理好該法與專門法律立法的關系，比如該法與生物多樣性立法的關系；與生態保護、生態平衡立法的關系，如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建設問題；與野生動植物立法的關系，如外來物種的引進如何規範問題等。 正是由于立法涉及範圍廣泛，草案在管理體制上也明確實行協調機制下的分部門管理體制。在充分發揮分部門管理的基礎上，對于爭議問題、需要協調的問題，將由協調機制統籌解決。 于文軒說，對于綜合性的生物安全立法，有關主管部門之間的有效協調與配合非常重要。因此，在立法內容上，風險預防原則和謹慎發展原則的貫徹、管理體制層面的部門職責及其協調、法律制度與措施的科學性和合理性、與現有的低位階的專門立法和相關立法之間的有機銜接等問題，都需要予以特別關注。 專家建言 建立國務院生物安全保護協調機制 常紀文建議，為了在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更好開展生物安全保護工作，需要科學構建《生物安全法》的管理體制。可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總體安全體系的管理體制中統籌考慮，基于此次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設置的做法，建立國務院生物安全保護協調機制，下設綜合組、立法組、數據信息組、工作指導組等工作小組。協調機制負責協調制定規劃、協調重點和難點問題的解決、開展部門工作評估和督促。 常紀文還建議，在監督體制方面，設立本級政府向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匯報生物安全保護工作的體制，在國家和省、市級三個層面加強人大及其常委會對生物安全保護工作的監督。為了加強地方黨委和政府對生物安全保護工作的領導，防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生態災難，有必要建立黨政同責的體制和機制。為了發揮國家和地方協調機制的作用，建立國家和地方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等。 在制度設置上，草案建立了通用的制度體系，如監測預警體系、標準體系、名錄清單管理體系、信息共享體系、風險評估體系、應急體系、決策技術咨詢體系等，並明確了海關監管制度和措施等。 常紀文說，由于《生物安全法》屬于相對獨立的領域法，適用範圍廣，牽涉事項多，還要統籌發展和保護兩大關系，促進我國由生物資源大國轉型為生物資源強國。因此，立法難度不小，需要進一步統籌協調，以法制建設的目標和現實存在的問題為導向，加強體制優化、制度構建、機制創新和責任設置，為維護我國總體的國家安全作出專業領域的貢獻。 于文軒說，目前已有不少國家陸續制定了有關生物安全管理的立法和技術指南。我國生物安全立法應借鑑歐盟等國家的成熟經驗，特別是將風險預防原則貫徹其中。 特別聲明：本文轉載僅僅是出于傳播信息的需要，並不意味著代表本網站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從本網站轉載使用，須保留本網站注明的來源，並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轉載或者聯系轉載稿費等事宜，請與我們接洽。新冠病毒“變異”了？ 專家：科學研究如“霧裡登山” 過度解讀易“一葉障目” 最近幾天，關于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成兩個亞型的傳言惹人注目。其來源是3月3日發表于《國家科學評論》的論文《關于SARS-CoV-2的起源和持續進化》。 但是，中國—世衛組織聯合考察組剛剛給出了新冠病毒未發生明顯變異的結論。《自然—微生物學》也發表了耶魯大學流行病學專家Nathan D. Grubaugh等人的評論文章，指出病毒突變符合正常流行病學規律，沒必要引起恐慌。 那麼，上述論文應該如何解讀？新冠病毒是否變異了？是否對人類威脅越來越大？《中國科學報》特此採訪包括論文通訊作者在內的3位業內專家。 《中國科學報》：論文中提出，新冠病毒株發生了149個突變點，這是否意味著新冠病毒變異或者進化了？這種突變是否會影響臨床治療、藥物研發和疫苗研制？ 論文通訊作者、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生物信息中心研究員陸劍：病毒在人體或動物中長期存在，只有了解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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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找到有效的防禦和治療措施。 我們在103個公開發表的病毒基因組序列中，找到了149個堿基位點在病毒基因組序列上存在差異。但這些堿基改變絕大部分僅存在于單個病毒株，而且是中性的。中性的堿基改變存在于所有生物體內，就如同我們每個人的基因組都不盡相同一樣。不會影響到目前所進行的臨床治療、藥物研發和疫苗研制等工作。 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曹志偉：基因組的突變、變異，是所有生命體繁殖增殖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對新冠病毒的藥物、疫苗和抗體研發，不必過度焦慮。個別的少量突變一般不會影響疫苗的保護範圍。只有抗原在特定的抗體識別區域（表位）的變異積累到一定程度，產生質變，疫苗才會失效。但是在現代疫苗研發過程中，一般會利用各種手段，如多個抗原表位組合，或採用相對保守、不易突變的抗原表位等，來開展長效性、廣譜性疫苗研發。 《中國科學報》：變異和突變有何區別？公眾對這兩個詞比較敏感，如何科學看待？ 陸劍：在分子演化中，變異（variation）是對遺傳差異的客觀描述，突變（mutation）指遺傳物質復制中產生堿基差異這個過程，但經常通用，泛指堿基改變。堿基改變是普遍的生物學現象，並不是病毒專有的，並且在新冠病毒所屬的RNA病毒中很常見。 在分子演化領域，有著名的中性理論學說，認為絕大部分堿基改變不會引起表型變化。因此，我們可以用病毒的堿基變化模式來推測或追蹤病毒的動態特征，但並不認為這些堿基差異一定會引起致病性的差異。 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王秀傑：病毒在復制的過程中，遺傳物質（冠狀病毒是RNA）的不完全精確復制，就會導致突變。可以理解為病毒在復制自己時抄作業抄錯了。大家關心的是這些抄錯的堿基是否恰好使病毒具備更強的傳播力和致病性。從目前公布的新冠病毒基因組數據來看，還無法得出任何確定的結論。 曹志偉：生命只要增殖，基因組就會產生並積累突變。基因組任何位置都有一定概率產生突變，突變可以產生更多樣化的後代。由于缺乏錯誤矯正體系，RNA病毒比DNA生命更容易產生突變，但也有一定概率變回原來的序列，也可能使病毒的毒性越來越低。 生命如流水，基因組的突變、變異是生命演化的表現形式，無所謂好壞。不用怕，怕也怕不來。 《中國科學報》：據媒體報道，論文中提到了新冠病毒的兩個亞型，如何理解？是否是病毒變異的證據？ 陸劍：我們通過對新冠病毒基因組全序列進行分子演化系統分析，發現依據兩個高度連鎖的多態性位點，可以把103個新冠病毒序列主要分為L和S兩種類型，我們用了英文單詞type來描述這兩種譜系之間的堿基序列差異。 但我們的數據分析表明，L和S兩個譜系不是新近由于堿基變化而產生的，而是在病毒爆發的早期可能就已經存在，這和中國—世衛聯合考察組給出的新冠病毒未發生明顯變異的結論是一致的。 曹志偉：對新冠這種新型病毒來說，分子基因型與臨床表現之間的關聯還遠未建立。從文章來看，兩個類別的確定是根據基因組上一個特定位點（第28，144位）來劃分病毒株的基因型，是否與病毒的侵染性、致病性、病死率等有關，還要結合更多流行病學數據、臨床感染與治療數據來證明。 舉個例子：一群運動員，可以根據性別、體重、身高等進行分類，但這些分類指標是否同運動員體力耐力相關？必須對照他們的體能訓練數據，而且人數達到一定規模，才有可信度。 《中國科學報》：從您的專業角度來看，這篇論文最大的價值何在？論文中基于數據提出的推測是否合理？ 陸劍：通過對病毒基因組進行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認識這個對人類來說還是陌生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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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醫學專家提供參考。 科研更多是一種提出假說-驗證假說，或者否定假說-再提出新假說的過程。當然，我們的結果主要是學術研究，建立在非常少的樣本量的基礎上，是初步的階段性結果，這些局限性我們在文章中都已經詳細說明了。 王秀傑：科研人員在寫研究論文時，通常都會根據結果做些討論或科學猜想，這也是常規科研論文寫作的規定動作。這篇論文作者也在文章明確指出這些猜想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中國科學報》：但是對于公眾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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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研論文中更希望看到結論而不是推測。 王秀傑：是的，這次疫情中媒體和公眾對科研成果的跟蹤很及時，這是好事情，證明大家更加注重科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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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依靠科研成果來解除疑惑和焦慮。 但是科學研究有其自身的規律和週期性。我們科研人員研究新冠病毒，就像攀登被雲霧遮住的高山。在這個過程中，受數據資源等方面的局限，某些研究成果可能僅僅看到了山的一部分，因此需要更多科研人員不斷接力、深入研究，這樣才能一步步往前走，最終認清新冠病毒的全貌。如果在這一過程中對單篇論文進行過度解讀，就容易一葉障目，得到片面的結論。 希望大家能多給研究人員一點時間，不要急于下結論。 《中國科學報》：要證明論文中對病毒來源和傳播規律的推測，還需要做哪些工作？ 陸劍：我們所用的樣品在疾病發生和發展過程中研究了點，還沒有連成線，且沒有結合臨床數據。希望和更多的科學家進一步合作，結合更多的基因組數據、臨床信息及實驗來更好的了解病毒，為科學防治貢獻力量。 王秀傑：最重要的是擴大樣本量。目前中國已有新冠病毒感染的確診患者8萬多人，境外有3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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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數據庫中只有100多株新冠病毒的基因組數據。基于這樣少的病毒序列發表的研究文章都只是階段性的參考結果，不能得出明確結論。 另外，病毒基因組的代表性也是影響研究結果的重要因素。例如，某些機構測序能力強，提交的樣本多，這些機構接觸的患者所攜帶的病毒基因型在數據庫中出現的頻率就更高。但在感染高發區，可能由于忙于救治病患，提交的病毒全基因組序列反而少，從而導致數據庫中出現的病毒基因型頻率和患者實際攜帶的存在較大偏差。在樣本量有限、患者病情和病毒傳播軌蹟缺失的情況下，分析病毒的演化歷史還為時尚早。我想還需要耐心等待。 《中國科學報》：有可能過一陣大家就不關注這個問題了。 王秀傑：那是好事，大家回歸正常生活，但是科研人員會持續關注，因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版權聲明：凡本網注明來源：中國科學報、科學網、科學新聞雜志的所有作品，網站轉載，請在正文上方注明來源和作者，且不得對內容作實質性改動；微信公眾號、頭條號等新媒體平台，轉載請聯系授權。郵箱：shouquan@stimes.cn。 相關專題：聚焦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